水是萬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人類以及所有生物存在的生命資源。長江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滋養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哺育著勤勞勇敢的中華兒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江造就了從巴山蜀水到江南水鄉的千年文脈，是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標志性象征，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要把長江文化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要保護好長江文物和文化遺產，深入研究長江文化內涵，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深入考察和發掘長江文化的歷史底蘊和時代價值，傳承長江千年文脈，是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建設文化強國的應有之義。
古往今來，人類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長江綿延6300余公里，從西到東穿越青藏高原、橫斷山區、云貴高原、四川盆地、長江中下游平原等幾大地理單元。長江流域河網密集，擁有岷江、沱江、嘉陵江、漢江、湘江、贛江、黃浦江等眾多支流，沿著長江還分布著洞庭湖、鄱陽湖、巢湖、太湖等重要湖泊。作為中國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長江貫通名川大湖，在北緯30度區域形成一條貫通東亞大陸三級臺地的“黃金水道”。這種水熱同豐且交通便利的獨特地理和生態資源，既有利于灌溉，又能提供航運之便，無疑為文明發生和文化生長提供了良好自然條件。
水稻馴化可以說是人類社會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農業革命”，它讓人類有能力獲得相對穩定和豐富的生活資料。目前，全國考古發現多處8000年前的水稻農業遺址，絕大多數位于長江流域。長江流域先民馴化野生稻谷，為人口繁衍生息提供了食物支撐，形成了繁星點點的農業定居聚落，隨之向四周輻射傳播，逐漸形成各區段文明，如下游江浙一帶早期的農業文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游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中游偏西直達上游川東地區的大溪文化，等等。農耕經濟所支撐的穩定社會結構，使得文化和科技的創造、積累成為可能。其中良渚文化以發達的犁耕稻作農業，精美的玉器、陶器、漆器為代表的專門化的手工業，具有文字風格的刻畫符號，大型人工營建工程及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為特征，成為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的重要實證，在中國和世界文明進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春秋戰國時期，鐵制農具和耕牛的使用，讓長江流域優越的水熱條件得到更好發揮，巴蜀、荊楚、吳越等文化區在長江上、中、下游競起。楚，一個盛極一時的南方大國，一種開放融合的文化，在春秋時期形成造型獨特、紋飾華美的楚式青銅器風格，在戰國時期開創了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文體。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曾侯乙編鐘在湖北隨州出土，使我們得以重新認識中國先秦在音樂上所取得的成就。有國外學者贊嘆：“曾侯鐘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統和調律都顯示出結構上的成熟。復雜的律制、高超的工藝都超過了我們迄今對古代音樂世界的一切猜想。不僅其制作技術水平，而且在哲學—音樂學上所獲得的成就，都使我們高度欽佩。”這一重大發現，表明了長江流域先民在文化、音樂、科技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人類文化史、音樂史、科技史等領域占有重要地位，是公元前5世紀中華文明成就的重要體現，也是那個時代世界音樂文化的高峰，展現了人類智慧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的“軸心時代”所創造的文化高度。
荊楚文化孕育于長江中游獨特的自然地理和經濟社會環境中。圖為湖北省隨州市出土的戰國曾侯乙編鐘。鐘架長7.48米、高2.65米，每件鐘均能奏出呈三度音程的雙音，整套編鐘音域可跨五個半八度，中心音區十二個半音齊備，能演奏五聲、六聲或七聲音階的樂曲，是中國先秦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的代表性文物。視覺中國供圖
至秦漢時，黃河與長江兩大文化區的共同發展推動長江文化在不斷交流中取長補短。長江流域出土的大量秦漢文物，特別是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掘，使人們對秦漢時期長江文化有了更加立體的認識。服章之美，承千載風華。1972年，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素紗襌衣，素紗絲縷極細，重量還不到一兩，“薄如蟬翼”、“輕若煙霧”，是迄今世界上現存年代最久遠的絲織品衣服之一。服飾既是人類基本生活要素，凝聚著勞動人民的匠心與創造力，也是一定時期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綜合反映。這件素紗襌衣，從養蠶、繅絲到織造，每一個環節都精益求精，不僅代表了漢初長江流域的相關工藝水平、社會分工和生產組織水平，也蘊藏著勞動人民的智慧、韌性、耐心、定力，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
兩漢以后，我國經濟文化重心逐漸由黃河流域向相對安定的長江流域轉移。西晉永嘉之亂給黃河流域的經濟文化帶來沉重打擊，迫使漢族士民大規模南移，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衣冠南渡”之潮。中原地區的農耕技術、風俗制度和勞動力，大大加速了長江流域的發展進程。第二次大規模的“南渡”發生在中唐時期，即“安史之亂”之后，中原士民為避戰禍，紛紛舉家南奔。唐代詩人李白這樣描繪：“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雖然唐王朝政治重心并沒有因“安史之亂”而轉移，但“安史之亂”的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方經濟文化的凋敝和南方的勃興。北宋靖康年間，金軍攻破東京，史稱“靖康之難”，備受戰爭之苦的北方百姓紛紛南下，帶來了第三次大規模“南渡”。正如朱熹所述：“靖康之亂，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東南。”長江流域自西至東，都成為接納北方移民、承繼中華文化薪火的基地。宋室南移，以杭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經濟文化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高潮，四方士民輻輳，意味著我國歷史上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正是世世代代華夏兒女以克服艱難困苦的勇毅與樸誠，創造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壯麗圖景，確立了長江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版圖中的重要地位。
明清兩代，長江文化臻于繁盛。在長江下游，以南京、杭州、蘇州等城市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江南文化圈，涉及教育、科舉、出版、藏書、學術、手工技藝、園林建筑、書畫藝術、文學創作、戲曲、宗教等方方面面。這一文化圈不僅代表著我國古代社會傳統文化的發展高峰，而且成為開啟近代文化轉型的有生力量。步入近代，工商文化成為長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江流域出現了早期的民族工商業以及工人階級。
回望中華民族上下5000多年，無論是炎黃子孫的起源、中華文明的發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歷史進程的演進，還是思想文化的興盛、民族精神的淬煉，都離不開長江的哺育和滋養。一部波瀾壯闊的長江文化史，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蘊藏著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
更多內容，詳見長江文化促進會理論與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傅才武文章《談談長江文化的歷史底蘊和時代價值》
（策劃：周昭成 許文嫣）
